母亲赵春红站在门口，手里攥着一把裁衣用的铁剪刀，因为过度用力，指节泛着青白。

她的身体微微颤抖着，但绝不是因为冷。

院子里的灯光从她背后打过来，将她瘦削的身影拉得很长，像一个随时要扑过来的鬼魅。

她看我的眼神，从来不是看女儿的眼神。

那是在看一个仇人，一个令人作呕的爬虫，一个时时刻刻提醒她那段不堪过往的活罪证。

“妈......”我试图去拉她的衣角，声音细若蚊蚋，带着二十多年不曾改变的、小心翼翼的讨好。

这个称呼，我喊了二十多年，却从来没有一次得到过她温柔的回应。

“别叫我妈！”

她尖叫一声，那声音尖利得几乎要刺破耳膜，剪刀猛地挥过来，划破了我的羽绒服袖子。

白色的羽绒从裂口处争先恐后地涌出来，被风卷着，像是提前为我送葬的纸钱。

“每次听你叫我，我就像吞了苍蝇一样恶心！看见你就想起那个畜生，想起那个黑得看不见五指的地窖！想起那些生不如死的日日夜夜！”

我僵在原地，寒意顺着脚底蹿上天灵盖，比零下二十度的寒风还要刺骨。

那是二十三年前的旧事，却像一根生了锈的铁钉，死死钉在我们母女之间，日夜化脓，从未愈合。

她是名牌大学生，青春正好，前途光明，却在一次返校途中被人贩子盯上，用掺了药的水迷晕，塞进货车，运到了千里之外的深山。"